1921年7月23日，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汇集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在这里举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会场受到暗探的注意和租界巡捕的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参加会议的共有来自7个地方50多名党员的13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上海早期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此时正在广州，派遣包惠僧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这条从嘉兴南湖驶出的“红船”，虽然曾有人中途下了船，但上船的人越来越多，成为一艘东方巨轮，引领了中国历史的航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是近代中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起点。

既然党的一大正式召开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但每年为什么要把7月1日而不是7月23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呢?其实，7月23日作为党的一大开幕的时间，是后来党史工作者考证的结果。至于党的一大具体是在哪天召开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并不是很清楚。

目前能看到的最早一份关于党的一大情况的记载，是一份形成于1921年下半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其中清楚地写道:“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十三日オ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可惜这份材料存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很长时间人们并不知晓参加党的一大的一些代表，后来曾对一大召开的大致时间有过回忆，但具体日期颇有出人。毛泽东对访问北苏区的美国记者斯诺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这里的5月，应该是指农历。毛泽东具体动身的日期是6月29日。何叔衡的同乡兼好友谢觉哉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毛泽东、何叔衡是秘密前往上海的，谢觉哉当时并不知他去上海干什么。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回忆说:“一个夜晚，鸟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行动的“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97月4日，毛泽东和何叔衡抵达上海。

李达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与李汉俊一起负贵党的一大的等备与会务工作。他在1955年回忆说:“六月初，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张国焘也回忆大会是7月1日正式举行的。他在《我的回忆》这本书中说:“我们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七月一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校的课堂，多数代表也就寄住在这间学校里。”李达和张国焘回忆的一大开幕时间，显然受了每年“七一”纪念活动的影响，而且张国焘把开会的地点与外地代表住宿的地点记成一处了。包惠僧则在1953年回忆说:“开会的时间，是在各学校放暑假不久，约计总在7月10日左右。

陈潭秋在1936年回忆说:“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在上海的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他们下榻于这个学校的楼上。”“到这里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他们到上海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里提到的9个人是指毛泽东、何叔衡、张国焘、刘仁静、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和周佛海。因为除上海代表李达和李汉俊外，其他各地的代表大多是教师或学生，收入有限，便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出面，以接待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租了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作为外地代表的住所。同是外地代表的陈公博是广东法政专门学校的教授、广东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广东群报》总编辑，加之又是新婚燕尔，便下在大东旅社。陈潭秋的回忆因距离一大召开的时间不那么久远，故而与实际开会的时间比较接近。那么，为什么把每年的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呢?董必武1971年的回忆颇能说明问题。他说:“七月一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到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并没有在一大召开多少周年之时开展纪念活动。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有据可查的最早见于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所作的《论持久战》的讲演。毛泽东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毛泽东是党的一大代表，在会议期间还担任记录工作，但他讲这番话时距离一大召开已经17年了，未必对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记得那么准确。而且，他把这天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但并没有说一大就是这天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性的事件自然是一大的召开，但一大召开前已经有了党的早期组织，否则各地无法推选出参加大会的代表。全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陆陆续续组建的。所以到一大召开时，党的地方组织实际上已经建立了。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将每年7月1日确定为党成立的纪念日是1941年6月。到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整整20周年，而此时又正处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这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与此同时，日军在八路军开展百团大战后进行报复性的大“扫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后抗战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为了振奋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中共中央决定隆重庆祝党成立20周年。

这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证生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明确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中共中央还提出，宣传的要点是在党外“要深入地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它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今天无论在国际国内任何困难情况下，它都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到底，抗战到底，反对分裂，反对投降”。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它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它的政策，关系全国抗战的成败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因此每个党员都要正确懂得如何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各根据地在这年7月1日前后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活动。这年的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廿周年》的社论，并且刊发《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公开发行的党报《新华日报》也特地刊发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社论。从这个时候起，每年的7月1日就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