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的探讨，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就存在着激烈争论。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侯，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按照党史界的传统观点，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或称“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所致近年来，对于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不少学者认为过去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有失公允。陈独秀曾经犯了右倾错误，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共自身的理论准备不足有关。而且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也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在陈独秀许多言行的背后，往往都潜藏着共产国际指示的身影。但与此同时，亦有人认为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根本没有责任，不仅给陈独秀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不对，甚至连“右倾错误”都算不上。

那么，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是否存在右倾错误的问题，如果存在右倾错误，其与共产国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陈独秀本人又有着怎样的思想认识呢?

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毫无疑问必须服从共产国际作出的决定。1925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明确宣布:“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不能不干预各国党的事务”，“否认它的干预权利，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这样的“干预”，必然会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积极的与消极的两方面的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确实曾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和有益的帮助，如推动创建中国共产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大力声援五卅运动，并且给予中共一定的经费支持，等等。但与此同时，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导致它与各国党之间是上下级关系，这就束缚了中国共产党的手脚，妨碍了其主动性和应变能力的发挥，使刚刚成立不久、还缺乏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很难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方针，特别是当时在处理复杂的国共关系问题上，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变措施。更何况共产国际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它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未必很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也就难免出现瞎指挥。实践证明，由一个国际指挥中心遥控各国革命的办法并不成功。

对于加入共产国际，起初陈独秀并不是那么情愿。他曾对张太雷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牽着鼻子走。”但中国共产党当时毕竟还很弱小，不但没有革命的经验，也缺乏革命的物质条件，而这些恰恰是共产国际可以在一定程度所能提供的，因而陈独秀很快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共产国际就提出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问题。孙中山对共产党与他合作是欢迎的，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但人数不多，而且在全国的影响也远不及国民党，因此孙中山一方面同意国共合作，另一方面又不愿与共产党平起平坐，而只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服从他的领导。

对于这种并不对等的合作条件，中国共产党一开始表示不能接受。当共产国际表示要共产党员加人国民党的时候，党内最初几乎是一致的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有: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宗旨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军阀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党；共产党倘加人该党，则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社会信仰全失，永无发展的机会。因此，即使要合作，至少要平起平坐。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年轻，人数也不多，但不少人觉得国民党人数虽多，但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之类混迹其中，无甚朝气，也无多少革命意味，不过一资产阶级政党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国共合作事宜。会议过程中，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提出异议，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见状便说明“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这样一来，会议自然“致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刚刚遭受二七大罢工失败的挫折，党内对国共合作的阻力大大减少，大会作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国共两党也由此正式开始了合作事宜的接洽，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开始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先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改组后的国民党召开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共产国际为什么极力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呢?主要因为共产国际虽然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但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太弱小，在中国革命中不能发挥国民党那样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鼓励同志们到国民党中去，并把用这个办法支持国民革命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绝对不要为此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能在工会的宣传中利用这面旗帜”。因为许多人“害怕共产主义”，并且会“削弱俄国同中国国民党人的合作”。共产国际还认为，中国共产党现时的任务，主要是帮助资产阶级进行革命，只有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中国发展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工人阶级有了八小时工作制，有了罢工之类的自由，届时才可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即革资产阶级的命。因为俄国革命就是这样搞的，先有与资产阶级合作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然后进行革资产阶级的命的1917年十月革命，因此，中国革命也只能走这条路。

这个观点很快被陈独秀所接受。在党的三大上，陈独秀起草的决议案中承认:因为中国产业落后，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党的三大通过的宣言，更是明确宣布“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所以，在后来的国共合作中，当蒋介石争夺领导权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步步退让，思想根源就在这里。因为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方面认为，蒋介石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留在革命阵营里，先把北洋军阀打倒，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然后再同蒋介石分手，去搞属于自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同国民党合作，老老实实地给人家帮忙，如将自己联系到的优秀青年介绍到黄埔军校，派共产党员到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帮助国民党建立各级党部，就是不去争领导权，更不懂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要靠斗争才能取得。这在对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的处理上，明显地表现出来。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利用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将中山舰派到黄埔军校附近一事，大做文章，下令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解除苏联顾问卫队的武器，拘押保卫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党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等。

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竟对蒋介石采取了完全妥协的态度。共产国际认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苏联顾问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严重错误引起的，主要表现在苏联顾问的过度越权和对中国将领们的过分监督。现在共产党人还没有能力承担起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任务，因此应对蒋介石作出让步以赢得时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得知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后，也于3月29日给广州党组织发出指令:“从党和军队纪律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这样一来，蒋介石并未因中山舰事件而受到任何制裁，反而刺激了其野心的进一步膨胀。同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打着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幌子，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提出了一个《整理党务决议案》，要求中共将其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交出;中共党员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中共党员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等等。

《整理党务决议案》提出之时，蒋介石对于共产党方面能否接受，颇为忐忑不安。苏联派来的政治总顾问鮑罗廷，曾要中共中央派人去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共对《整理党务决议案》绝不反对。结果，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员对蒋的提案大多采取了相当合作的态度，并没有提出任何颠覆性的修改意见，只是在文字上略加修饰，使之变得含蓄一点而已。依照通过的决议案，蒋介石随后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的活动。

受共产国际的影响，1926年6月4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致蒋介石的公开信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向蒋介石表白:中国共产党绝不可能是阴谋倒蒋的反革命团体，“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

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为了不因工农运动而刺激国民党右派，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关于政治报告决议案》强调: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这种政策实质上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国民党右派，为蒋介石和汪精卫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提供了方便。”

1927年3月底4月初，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但共产国际仍然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陈独秀也主张“要缓和反蒋”。陈独秀还和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会谈，随后(4月5日)公开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这个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反而说什么“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等，都是“不知自何而起的谣言”。希望国共两党的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

共产党的妥协退让，坚定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决心。1927年3月底，蒋介石到了上海。在得到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支持，又得到了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势力的配合，以及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用青帮分子解除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武装的保证后，决定在上海“清党”，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4月12日，将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一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接着，江苏、浙江、安微、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份也相继“清党”，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慘遭杀害。4月18日，蒋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粉墨登场。

四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等并没有从蒋介石背叛革命中吸取教训，而是把维持国共合作和推动国民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身上。不但对汪精卫集团可能的背叛缺乏足够的警惕，而且千方百计对其加以讨好，比如取消了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下令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甚至连童子军的木棒也收缴了，以为这样可以避免汪精卫等人分裂的口实，这正好使汪精卫等人看到共产党的弱点，助长了其反革命气焰。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在武汉悍然召开所谓“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和蒋介石集团一样，在“宁可枉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展开大搜捕、大屠杀。至此，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宣告失败。

由此可见，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在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领导层，对逐步演化为国民党右派的蒋介石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在领导权的问题上一再迁就退让。而中共中央和陈独秀之所以如此委曲求全，又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陈独秀教条主义地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

同时应当看到，大革命失败的主因固然与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等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错误有关，但与大革命后期工农运动中存在的“左”倾偏差也有一定的关系。

当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为了维持国共关系，千方百计地迁就国民党右派，为此不惜给工农运动冷水甚至进行压制。可是，在工农运动进入高潮后，对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过“左”的做法，又没有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必要的制止。例如，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湖南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到1927年1月，全省农会会员已猛增至二百万人，直接掌握的群众达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于是“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猛烈冲击和荡涤了农村的旧有秩序，但不可否认，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枪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甚至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扩大了打击对象。同时，随着北伐军占领两湖地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武汉成为革命的中心，工人运动也就迅速发展起来。武汉的工人运动也出现过“左”的做法，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査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

农民运动中的一些过“左”做法，“容易失去社会的同情，对谷米的平粜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酸酒，禁止坐轿，禁止穿长衫等易使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产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到不使”在运动中“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也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武汉工人运动中的“左”倾偏差，致使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与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共产党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使，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

系。”刘少奇后来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时曾说:“群众中的左现象与领导机关的右倾，结果使群众与领导机关脱离，群众情绪被打落。”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兴起迅速，而在蒋介石、汪精卫背革命之后又顿时低落，固然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工农运动的残酷镇压，但与运动中那些过“左”行为失去社会同情亦不无关系。不但如此，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同时，各地的土豪劣绅也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致使工农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遭受重大牺牲。

左与右在中国革命的话语体系中是有特殊含义的。一般说来，左代表正义、进步、革命，右代表保守、落后甚至反动和反革命;但带引号的左含义为所谓的左，特指与右相区别的另一种错误。在党内，“左”与右的主要区别，本质是如何认识中国基本国情、对待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的问题，“左”、右倾错误都是脱离基本国情和中间群众。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最基本的国情就是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属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对中间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必须采取特别慎重的政策。“左”倾错误表现为提出超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张，不懂得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不将之作为革命的盟友而是当作革命的对象，企图在民主革命阶段消灭资本主义，并由此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右倾错误是在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只一味地讲团结不讲斗争，一再妥协退让，放弃独立自主原则。“左”右倾错误都会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