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人民。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世界经济文化的先进水平。但是，到明清两代，中国逐渐落后了。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将中国的落后暴露无遗。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相继对中国发动一场又一场的侵略战争，强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ー个不平等条约，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日弱，百姓日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由此成为此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

一开始，中国先进分子将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向西方学习上。先是觉得自己的技艺落后，武器装备不如西方，于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办工厂、修铁路、建海军，即开展洋务运动，可是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却被过去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打了个大败。通过甲午战争的失败，人们发现改制度比造器物更重要，于是先学西方的君主立宪搞维新运动，有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维新变法，结果只进行了103天就因为种种原因天折了。君主立宪行不通后，人们又学西方的民主共和，继而有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但同样不成功。可见，十月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意识到中国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太陈旧，应当用新制度将其取代，试图通过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来拯救中国。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走的都是这条道路，但实践却证明这条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的一场混战，造成超过三千万人的伤亡，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这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意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什么好制度，甚至是个坏制度，但取代它的好制度是什么、怎样才能建立，人们并不清楚。因此，中国的先进分子陷了过去的老路无法走，资本主义道路又走不通的痛苦之中。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了。十月革命的结果，走出了一条人类从未走过的新道路--社会主义道路。这对于当时正在苦苦探寻国家和民族前途与出路的人们来说，如同在黑暗中发现一束光，看到了国家和民族新的希望。

十月革命建立了一个与以往任何社会制度都完全不同的崭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之所以能够建立，就在于俄国的先进分子组织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使革命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并将广大的工农大众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很显然，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俄国社会主义的成功，这自然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先进分子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其实，早在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传到了中国。1899年2月到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续刊登有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文章《大同学》，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中文译名，其中说:“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后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梁启超和革命派的朱执信等人，也都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零星的介绍。但是，当时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加以特殊的注意。

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社会制度的构建，开创了人类社会崭新的发展道路。在这之前，虽然各式各样的与社会主义相关的主义和学说已经传入中国，但这些主义和学说对未来社会的构建，都是理论家纸上谈兵或小说家幻想式的描述，没有当然也无法转变成客观的现实。马克思主义与别的社会主义流派不同，它不但有严密的理论逻辑和科学的学理分析，而且可以转变成客观存在的现实，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制度成为最好的例证，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也由此而生。瞿秋白曾经说过:“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开辟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中国人对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本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彻底破灭，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五四运动的爆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俄在十月革命后，曾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布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也使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苏俄产生了好感。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竟相设法了解俄国革命，相信这里能找到救国救民的良方。

毛泽东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关注俄国的。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同年8月，他还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发起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刘少奇也回忆说:“在共产党产生以前，马克思主义也传到中国来了，我就是在1920年(共产党产生的前一年)看到了那样的小册子。从前听到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后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特别是在中国，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

十月革命后，不但对新事物敏感的青年知识分子关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些经历过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也开始感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意识到中国只有走俄国人的路才有前途。林伯渠在辛革命时曾参与策动湖南独立，后又参加了“二次革命”，担任岳州(今岳阳)要塞司令部参谋，“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袁世凯通缉逃亡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从事反袁活动，后来又参加了1917年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可以说一直在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但林伯渠最终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在自述中说:“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自然离不开批革命先驱者不遗余力的宣传推介。1918年底，李大钊写的《民的胜利》和《 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1919年10月、11月，他又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陈独秀也先后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批驳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正如当年一份文献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是很短的，至今不过三年左右。可是一面因为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一面因为先驱者的努力宣传，竟使马克思主义能在最短期间发达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同邓中夏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斯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同年11月17日，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启事，声明:本会叫做“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启事中，还登了19个发起人的名字。这19个发起人，后来几乎都成了共产党员。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这年8月，在这个研究会的基础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同年10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支部”。随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在广州，以及日本、法国的留学生和华侨中，也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开始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绽放出它的灿烂之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都曾产生广泛的影响，许多国家成立了共产党，德国、匈牙利等资本主义国家还曾一度发生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但马克思主义最终没有成为这些国家思想的主流，而在离马克思主义诞生地遥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且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严密的科学性之外，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也有很大的关系。艾思奇曾就此做过精辟的论述：“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但不只属于西方，而是属于全人类。很多中国人在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后，不但不感到陌生，反而有一种似曾相识甚至一见如故的感党，从而激活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里原本就有的向往和追求大同社会的基因。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不相抵触，反而有着契合之处，马克思的心与中华民族是相通的。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吴玉章在回顾自己的思想转变时曾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正是因为中国特殊的传统文化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思想共鸣，诞生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在他们的影响和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不变的信仰。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中国扎下根来并结出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