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7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对于这次会议，党史著述都认为“没有起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并且强调这次四中全会是“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前，王明(又名陈绍禹)在党内的地位并不高。1929年4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一开始被分配到上海沪西区委，在区委书记何孟雄领导下任宣传干事，兼做《红旗》报通讯员，同年7月，调任沪东区委宣传部长，10月，调任《红旗》报编辑。次年3月，调离党中央宣传部机关，到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劳动》三日刊编辑，8月中旬，王明被调出中宣部，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当干事。

1930年9月，在瞿秋白、周恩来的主持下，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一开始，王明对于三中全会决议是表示拥护的。可是，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批评李立三所犯的错误，“造成了整个错误观点的系统，定下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这个立场，不过是用假冒的左派空谈遮盖着自己的消极性，而在实质上却是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且给李立三扣上了“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非列宁主义的”等帽子。来信还指责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抹杀了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的原则区别，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实际上全盘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的成绩。

王明通过从苏联归国的留学生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这封信的内容，一看有机可乘，一改拥护六届三中全会的态度，打着“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四处活动。11月13日，王明和博古(秦邦宪)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指三中全会犯了一系列错误，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是立三同志为领导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11月17日，他们再次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实质”，“正式公开在多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

这年11月底，王明写出《两条路线》(后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以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场反对李立三的错误，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总的来说是右倾，是以“左的词句掩盖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这本小册子里，王明在中国社会性质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在阶级关系上夸大现阶段中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作用，否认中间营的存在;在革命性质上，夸大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意义。王明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即将在包括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发生;在反对错误倾向问题上，极力强调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并指责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

王明的这些错误主张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这年12月12日至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立三路线”问题。会议把李立三的错误说成实质上是右倾错误，对六届三中全会全盘否定，赞扬王明等人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为国际路线而奋斗的，并为他们没有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鸣不平。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华，要求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六届四中全会前，米夫包揽了会议的重要筹备工作，包括四中全会决议的起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的拟定，等等。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虽然作报告的名义上还是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习惯上仍称总书记)向忠发，但向忠发完全接受了王明在《两条路线》小册子中的主张。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极力宣扬《两条路线》的观点，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继续了“立三路线”，并指名道姓地指责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的瞿秋白。米夫在会议的结论中除重复王明的观点外，还吹捧王明，严厉地批评瞿秋白。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月1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政治局委员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向忠发仍为政治局及常委会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王明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同年3月28日，鉴于张国焘要前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王明递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违反秘密工作纪律，遭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后随即叛变，承认自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带领敌人去抓捕周恩来、王明等人，由于中共中央及时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周恩来、王明得以安全转移;向忠发又带敌人去破坏中共中央机关但同样没有收获。蒋介石觉得向忠发没有多大利用价值，乃下令将其处决。这样一来，中共中央暂时就没有总书记了。过去曾有著述称，向忠发被处决后，米夫曾指定王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亦有著述认为由王明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但王明自己一直不承认这一点。他在1944年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向忠发被捕，你和我即不能参加任何会议，我两个月住在医院，两月住在陈云同志处前楼上，我和你每月接头一次，我未担任中央任何部门工作。”

在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中，向忠发虽然是主席，但他是武汉码头工人出身，是因为党的六大时共产国际过分强调中央领导层中的工人成分，才得以担任政治局及常委会的主席的，但他的文化水平理论水平及实际能力，都决定了他实际上并不是中共中央真正的主要领导人。在四中全会上，周恩来虽然仍保留了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但因为他与瞿秋白共同主持了三中全会，因而在四中全会上不得不检讨了所谓“调和主义”的错误。为什么要留用周恩来?主要是自八七会议以来，周恩来都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实际工作中展现出了很强的组织领导オ能和协调能力，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需要他。但共产国际对他又不放心，用米夫的话说:“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很难开展工作。而王明不但在领导职务上成了政治局常委，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张国焘虽然也是政治局常委，但他在四中全会后从苏联回国，而且这年4月就去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工作的时间没有多久。因此，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不管王明是否主持过中央政治局工作，这一段时间，王明都是中共中央的核心人物。

同年9月中旬，王明准备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当时周恩来也将前往中央苏区，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不够半数，于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王明则提议由博古进入中央负总责，商量的结果是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6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随后报共产国际批准。这个时候的博古年仅24岁，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这年3月，原共青团中央局书记温裕成因经济问题而被撤职，博古才继任团中央局书记。由此可见，没有王明的大力支持，博古不可能在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总负贵人(总书记)。

王明前往共产国际工作后，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虽然是博古，但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8月又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成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虽然不在国内，但对中共中央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博古与王明思想观点接近，在四中全会前两人就合作写过反对三中全会的文章后来在负责中共临时中央工作时，博古也积极地贯彻王明的主张正如胡乔木所说的:“王明走了，博古上台，可还是说王明路线因为第一，没有王明就没有博古上台，当时博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完全是小宗派。第二，博古执行的路线与王明是一脉相承的。第三，王明到共产国际搞的还是四中全会那一套。

此外，在后来著名的延安整风中，博古对自己曾经犯过的严重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诚恳地作了检讨。而王明却始终未对自己的错误作过深刻的反省，并且还搞过一些小动作。1943年9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称病没有参加)，毛泽东在插话时说: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自此之后，延安整风中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路线错误的批评，主要集中到王明身上。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延安整风的重要成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这样的表述。自此之后，党史著述将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的这4年时间，称之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