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博古等人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在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长征前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长期以来，党史界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上沿用了这样的表述:“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所以，传统的说法就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但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更有人认为，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但是由于他并未代替博古任总书记(负总责)，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在新领导集体中为首和成为核心”。

对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问题，不能简单地从毛泽东当时所担任的职务上去判断。诚然，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仅仅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会议决定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议既没有推举毛泽东为总书记或“在党内负总责”，也不是中革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但在贯彻遵义会议的过程中，在领导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如指挥四四渡赤水)并最终取得长征胜利的斗争中，在与张国焘进行斗争维护党与红军的团结统一中，在随后由苏维埃革命转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毛泽东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关于长征的一段回忆颇能说明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看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这段话一方面说明张闻天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体现了一个革命者坦荡的胸襟，但同时也说明张国焘此时想得到的并不是总书记这个职位，而是企图担任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获得对于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张闻天在党内担任了总书记(也有人说是负总责)，但由于他长期从事党务和政府的工作，没有军事工作的经历，在军队中的影响有限。当时大敌当前，又失去了根据地，所谓党的领导权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军队的指挥权，这也是张国焘要全力抓到军权而可能对总书记这个职位“不满意”的原因。从这一点来看，遵义会议虽然形成了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中央集体领导，但恐怕不能说张闻天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的核心。

张国焘本来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看到中央红军经过半年多的长征实力大减，人数大大少于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野心迅速膨胀，在个人野心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不断找借口拒绝北上方针，而且在中共中央不得已率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之后，竟然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这其中有两个因素甚为重要:一是张国焘自恃自己在党内资历老。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而且长期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参加过一大的只有他和毛泽东。二是自恃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人数远远超过红一方面军。当时，红二方面军还没有组成，一方面军原来的力量要超过红四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一度达到十余万人，仅仅参加长征的主力就多达八万余人，但由于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导致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加上此前此后的战斗及非战斗减员，到两军会师时，红一方面军人数只有两万人左右。两军实力的不对称，使张国焘的个人野心膨胀，于是公然伸手要官要权。但是，张国焘很清楚，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导致红一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责任人不是毛泽东，而是以李德和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此时毛泽东已经结束了宁都会议后“靠边站”的状态，而且在遵义会议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而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中，周恩来自1935年8月上旬的沙窝会议(即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积劳成疾终于病倒，有一-段时间甚至昏迷不醒，项英则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陈云在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央的决定前往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博古刚离开总书记岗位，张闻天没有军事工作的经历与经验，所以张国焘真正忌惮的是毛泽东。这从他后来的回忆中都不难看出端倪，其中除了为自己辩解外，就是一再对毛泽东进行指责，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影响。

当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有一个 过程。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 由于重要的军事行动都由政治局会议集体讨论，而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情况往往瞬息万变，军事指挥需要集中，因此，1935年3月中旬，经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中共中央决定新“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成为红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在随后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林彪曾对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因而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行动主持大计，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在同年5月召开的会理会议上，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都对林彪提出批评，并明确提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赞扬“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领导艺术”。这表明，新“三人团”成立后特别是会理会议之后，毛泽东实际上已成为党在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武装斗争，所谓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最重要的也是体现在对军事工作上的领导权和发言权。在遵义会议之前，虽然从党的二大起就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称委员长，中共四大开始称总书记)，但中央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 -代开始。”而这个领导集体形成的起点就是遵义会议。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成为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职务的变动情况如下: 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沙窝会议)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 1935年11月，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的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 1936年12月，三支主力红军实现会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1937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党中央军委，此前的中革军委是中央政府的军委，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取消了中央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实际上也随之取消)，毛泽东为书记(称主席);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

很显然，领导地位不能单看担任什么职务，更重要的是要看担负什么责任，发挥什么作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中实际上起到了领导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