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认识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已暂时处于低潮，党内一些人却主观地认为革命形势“一直高涨”，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确定实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全国暴动总策略，不顾客观可能盲目举行武装起义。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实行极其残酷的大屠杀，在党内有些人也由此产生了强烈的阶级复仇情绪，因而在起义过程中不注意政策与策略，一味地采取烧杀政策。因此，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党内一度出现了“左”倾盲动错误，使革命遭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党在国外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之所以要在莫斯科召开方面固然是为取得共产国际的就近指导，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在国内也找不到一处能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安全之处，中国革命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大会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二是关于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党的六大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党的六大也存在一些缺点，如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

党的六大之后，国民党新军阀间的混战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国革命得到了复兴。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发展壮大，白区党的组织也逐渐恢复发展。到1929年6月，全国党员已增加到近7万人，到1930年9月，发展到12万余人。遭受重挫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也有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

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百业萧条普通老百姓苦不堪言，似乎出现了对革命有利的形势。在中国，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中国革命在复苏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急躁情绪逐滋长起来，认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一再指示中共中央要反对“右倾的机会错误和倾向”。受其影响，到1930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武装暴动和发动兵变，要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1930年5月，以蒋介石为一方，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为另一方的中原大战爆发，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百万人。国民党新军阀的大混战，造成了有利于革命的客观形势。这时，周恩来前往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主持中央工作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六届一中全会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常委，同年11月转为政治局常委)，没有认识到敌强我弱的总态势，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这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认为中国革命一爆发必然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已经具有全国性武装暴动的条件，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就不会有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而农村包围城市是“极其错误的观念”。李立三等人还制定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计划，要求力量还相对弱小的红军攻打敌人设防坚固的中心城市，甚至还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执行“立三路线”的过程中，红二军团由一万六千人减少到三千人，并丧失了洪湖根据地;红七军由六千多人减少到两千人，丧失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白区党的力量也遭受严重损失，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平全部瓦解，这本是可以避免的损失。革命仅靠一时的热情和勇敢是不够的，更不能盲目蛮干，革命者不但要敢于斗争，而且还要善于斗争。

李立三提出中国革命爆发必然掀起全世界大革命的观点，意味着中国即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这显然超过了共产国际所允许的范围。这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对李立三提出批评，并且派周恩来、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1930年9月，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误。会后，李立三也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

党虽然从组织上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但没有清除产生“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由于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党的成员又大多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得以急躁冒进为特征的“左”倾思想在党内有相当的市场。以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为标志，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统治全党。在这次中央全会上，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由于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支持，原本仅是一般干部的王明竟然摇身而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权的实际操纵者。

王明等人虽然在莫斯科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受到相对比较专业的理论训练，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他们都很年轻，入党不久即去莫斯科学习，刚刚回到国内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及随后进入中央领导层，虽然不乏革命热情，但缺乏革命斗争的历练，也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因而只能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照搬照抄俄国革命的经验。由于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没有取得明显的业绩，从莫斯科回来后一步登天进入中央领导层，因而在党内的威望并不高，于是，为了推行其“左”倾路线，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开展所谓党内斗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东北，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党面临如何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把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前进的新问题。可是，中共临时中央却机械地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这样严重脱离实际的口号，他们看不到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甚至提出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并且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结果使革命力量遭到敌人更大的破坏。长期坚持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也由于屡遭敌人的破坏而不能在上海立足，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

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进而在根据地内全面贯彻其“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在“严镇压反革命”的口号之下，肃反严重扩大化。在土地政策上，将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消灭富农的政策套用到根据地，实行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强调在分配土地中，地主豪绅及其家属根本无权分得土地，富农已分得的土地应交出来重新分配，好田应当转分给雇农、贫农、中农而把他们的坏田调给富农，这等于不给地主富农以生活出路。中共临时中央还组织开展声势浩大的“查田运动”。实际上，中央苏区自开展土地革命以来，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个别地方土地分配不公的问题稍作调整即可。由于采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去査土地、査阶级，结果要么就是将已经斗争倒了的地主富农再拿出来斗争一遍，要么就是在清所谓漏网地主富农的名义下人为地将中农拔高成富农富农上升为地主，扩大了斗争对象。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手段，打击不同意见的干部。他们先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继而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的各项正确主张。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约30万军队，发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在这之前，红四方面军曾取得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等战役的胜利，红军和根据地都有较大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但是，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贯彻“左”倾教条主义甚为积极，而且排斥异己，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并且被胜利冲昏头脑，竟然认为国民党军已是不堪一击的“偏师”，盲目轻敌，致使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这次“围剿”，主力两万余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部队历时两个多月经陕南到达川北地区，

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蒋介石集中10万兵力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六届四中全会后被派去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夏曦，坚持其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方针，采取错误的肃反政策，同样犯了扩大化错误，造成根据地和红军严重的内伤。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先是轻敌冒进，后又消极防御，致使红三军(即原红二军团)被迫离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转战到黔东地区。

1933年秋，蒋介石在经过半年的精心准备之后，自任总司令，调集100万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进攻，其中以50万兵力从9月下旬起进攻中央苏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的时候，中央红军已发展到了8万人，如果策略和指挥得当，是有可能粉碎这次“围剿”的。但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自己不懂军事，将红军的指挥权全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李德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采取“以堡垒对堡垒”、与敌人进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针，先是命令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进攻受挫后，又分兵把守，与敌人拼阵地战。虽然广大红军指战员浴血苦战一年，终未粉碎敌人的“围剿”。

当时，曾出现过一次打破蒋介石这次“围”的机会。原在上海坚持抗日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由于蒋介石采取对日妥协政策，被调到福建来进攻红军，结果引起了第十九路军将领的不满，他们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进行谈判，双方签订反蒋的初步协定。一开始，博古和中共临时中央是主张联合第十九路军的，但随后不久，由于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警示其应与第十九路军保持足够的距离，中共临时中央对第十九路军的立场立即发生转变，认为第十九路军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部队”，他们抗日反蒋是“欺骗群众”。中共临时中央不但没有将红军主力东调去配合第十九路军作战，反把主力西调永丰地区，继续劳而无功地攻打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在第十九路军失去红军后援的情况下，蒋介石利用军事和政治两手，迅速将福建人民政府摧垮。蒋介石搞垮福建人民政府后，腾出手来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不断向根据地腹心地区推进，中央红军指战员虽然进行了殊死抵抗，但由于指导方针的错误无法扭转被动局面。1934年4月中，中央苏区重要门户广昌失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临时中央经共产国际批准，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向外转移。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8.6万余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从江西于都等地出发，开始走上漫漫长征路。长征初期，博古和李徳等人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带上各种坛坛罐罐，贻误战机，红军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自身也付出了慘重的代价。到1934年12月渡过湘江后，全军由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之所以连续发生“左”错误，从社会根源上来说，主要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导致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弱小，决定了党员的成分主要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领导层占了相当的比重。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但小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也容易出现“左”的偏差。对于这个问题，1945年4月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作过深入的分析，指出：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定的，不足为怪的。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做全体，树木当做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

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

第三，在组织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由此可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之所以连续出现“左”倾错误，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那些犯过“左”倾错误的人，本质上都是革命者，而且都希望革命更早些胜利。但是，由于他们大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这样也才能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缺乏革命斗争的历练，但由于他们能说会道甚至会写，因而能在党内崭露头角，迅速进入中央领导层。由于他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不注重基本国情的掌握而机械地把俄国革命的模式搬到中国，从而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危害。同时也应看到，党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由于对右倾错误已有切肤之痛，对右倾错误给革命造成的危害认识深刻，而对“左”的危害却缺乏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