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史称“七七事变”或“卢沟桥事変”，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转变为全民族抗战。卢沟桥事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一天，毛泽东、朱德等致电介石，表达红军将士“为国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的强烈意愿。也在这一天，中央书记处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不管日方将扩大为大规模战争或将时取外交压迫形式”，都要“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华北”，并“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8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在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致周恩来等的电报中指出:我军应“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有如此オ能发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初步确立了我军在抗战的作战方针。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映北洛川县的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随着全国性抗战局面的形成，存在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一条是国民党只要政府和军队参加，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的片面抗战路线，另一条是共产党所主张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强调“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我军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我军的战略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战略支队作用)，保存和扩大自己。

在经过与国民党谈判之后，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立即挺进华北敌后。对于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在9月2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9月25日，毛泽东在致电周恩来等人，明确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和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重的责任。”“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11月8日，在太原失守的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领导人，再次强调:“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后。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式。因此，全民族抗战开始，中共中央就确立了坚持敌后游击战的基本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将游击战作为主要作战方式，从根本上讲是敌强我弱这一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同时，我国是大国，地域广大，日本虽是强敌但兵力有限，只可能占领城市与重要交通沿线，这就为八路军、新四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提供了生机和发展空间。

众所周知，八路军挺进华北作战取得第一次大胜利是平型关战斗。1937年9月中，为了配合第二战区国民党军作战，阻滞日军的攻势，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15师进至山西灵丘的平型关以西大营镇待机。9月20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占领灵丘县城并继续向平型关进犯。23日，第115师决定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的日军，配合国民党军长城以内的防御作战。25日晨，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和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7时许，全部进入第15师设伏地域，第15师立即抓住有利战机，突然发起攻击，乘势将日军压迫于平型关附近的山谷之中。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疯狂反扑，企图突围，八路军与之展开白刃格斗，激战至13时许将被围日军全部歼灭。此战共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两百辆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平型关战斗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张气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参加平型关战斗的八路军第115师有第343旅两个团、第344旅一个团约6000人(当时八路军每师两旅，每旅两团)。进入第115师伏击圈的日军部队有两部分，即新庄淳中佐率领的第六兵站汽车队约500余人，桥本中佐临时指挥的重大车队近600人。进人伏击圈的日军被压缩包围在两山之间的山谷里，因为两支日军是汽车队和辎重大车队，因而不全是战斗人员，但仍显示出很强的战斗，敌我双方激战6小时才解决战斗。

指挥平型关战斗的第115师师长林彪在战后总结说:“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作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队形之作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后，大家拢在一团，喧嚷“老乡，缴枪呀!

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一一这种时侯，伤兵往往很多。

平型关战斗是典型的伏击战，八路军占据了绝对有利的地形。但在战斗中仍付出重大牺牲。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四五百人与八路第343旅第686团反复争夺老爷庙高地，该团第3营第9连140人只幸存10余人，连排干部全部牲。副团长杨勇、营长邓克明身负重伤。有参战者回:“战斗打响后，第一批伤员约有五六十人于中午过后不久便运抵师救护所。”“全部收转工作持续了四五天。前后共收转了约八九百人。此外我方在战场上阵亡约二百余人;轻伤能随团队活动，不需转到后方医院治疗的伤员约三四百人。这样，战斗中我全部伤亡约一千五百余人。”这场战斗的残酷由此可见一斑。平型关这样的战斗固然可以提振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如果始终采用这样的作战方式，这样若干次大的战斗下来，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到达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全军三个师，按编制每个师15万人，全军45万人，全军实际人数也与此不相上下。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各师抽调一部分组成留守兵团，因此，改编之初开赴前线的每师估计在1万人左右。例如，八路军第129师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成。改编时，全师下辖两个旅，每旅下辖两个团，全师共13万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第385旅的第70团师属炮兵营、辎重营、特务营、工兵营留防映甘宁边区，开赴抗日前线的有9160余人。到1937年9月底，全师9367人，马445匹，90头;步枪3412支，马枪724支，自来得式枪529支，手枪93支，花机关枪3挺，重机枪29挺，轻机枪93挺，手机关枪72挺;另有迫击炮6门，刺刀5把;步马枪弹43012发，自来得枪弹2872发，手枪弹6051发，重机枪弹2322发，轻机枪弹27261发，冲锋枪弹310发;另有迫击炮67发，手榴弹203枚。八路军其他各部队的人员装备也都大体差不多。至于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由于长期分散游击，刚刚集中之时装备恐怕还不如八路军。

由此可见，八路军用这样劣势的武器装备，根本无法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深受武士道毒害的日军展开大规模的阵地战，更不用说展开决战。林彪在关于平型关战斗的总结中特别提出:“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挺进敌后建立根据地之后，虽然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大的发展，但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并没有改，唯有游击战才能在消灭敌人的同时保存自己。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敌人装备好，我们只好上山，开展山地游击战。”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八路军的战略展开，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性不断得到验证。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以“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依据，全面系统阐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文章指出，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因此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路观点上加以考察。

在1938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全国抗战开始后，人民军队面临的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为长期的敌人后方)。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毛泽东从战略地位强调了游击战的重要性，这对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